1942年11月，贺晋年将军出席了在西北地区召开的高干会议，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详细梳理了西北党组织以及西北红军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挑战，不禁感慨万分。中央之地确实优越，宛如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般，若非如此，恐怕难免会陷入暴乱，换句话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极高。

贺晋年的这篇发言，代表了很多陕北同志的心声。比如时任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张秀山同志，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曾言，陕北得以保全，中央亦功不可没。然而，对于我们西北地区的同志们而言，始终铭记在心的是党中央对陕北的拯救。倘若党中央未能及时抵达，未能采纳并执行那些正确而果断的措施，那么，西北的根据地与红军是否还能继续存在呢？

1935年9月16日，鄂豫皖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的带领下，历经长征，抵达陕北。在那里，他们与刘志丹等同志所率领的陕北红26军、27军成功会师，这一历史性事件被称作永坪会师。

红军两支部队的胜利汇合无疑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喜事。据贺晋年所述，陕北的同志们对于红25军的到来感到无比喜悦。高岗当时便告诉他，25军是一支正规的部队，在各项制度上都有可取之处，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贺晋年欣喜若狂地赶到永坪镇，亲眼目睹了红25军军容严整，士兵们背着背包，还额外挂着缸子。与此同时，陕北部队的许多战士平时却习惯于赤脚行走。贺晋年感到，这确实是主力部队该有的样子。

然而，贺晋年很快察觉到，红25军中出现了殴打和辱骂的现象，对指战员的态度较为严厉。两军合并后，团结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例如25军觉得陕北的兄弟部队有“游击作风”。记挂着这件事，贺晋年前往拜访刘志丹，一进门便如往常般，亲昵地称呼刘志丹为“老刘”，但徐海东却觉得这种做法不妥，认为这是“游击主义”的表现，于是对贺晋年提出了批评。刘志丹在安慰贺晋年时说道：“他们可是正规军，今后咱们不能再称呼我为老刘，得改口叫副军团长了。”

红25军作为一支正规的军队，组织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将陕北红军的机关枪移交给25军负责保管。尽管这对陕北红军而言显得有些不公，然而他们依然选择了遵从命令。

这些小的问题确实客观存在。当时，组织有意让贺晋年担任红25军的副师长一职，然而贺晋年却婉言拒绝了，理由是自己的经验尚浅，不足以胜任，且25军的作风较为强硬。他强调：“这并非意味着25军是一支恶劣的部队，也不是一支背离革命的队伍。25军实际上是一支优秀的革命队伍。”然而，他们在领导方法上，却继承了鄂豫皖张国焘时期的一些不良习惯。

两个部队在首次协作时，自然会有一些不和谐之处，这本身并非什么严重问题。然而，关键在于，当时陕北红军中的一些同志，受到了王明错误观点的影响。特别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郭洪涛，以及中央派遣的朱理治和聂洪钧，他们认为刘志丹等同志领导陕北红军的方法存在偏差，犯了诸如“捎山主义”等错误。

他们意图解除刘志丹等人的职务，然而，在陕北红军内部，绝大多数人持支持态度，拥护本土出生的陕北领袖刘志丹。即便他们有此意图，却因缺乏支持而难以成行，无人赞同他们的做法。

然而，当红25军在9月抵达陕北之后，局势发生了转变。17日那天，双方于永坪镇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朱理治、聂洪钧以及程子华共同组成了“中央代表团”，负责主持会议。张秀山，一位与会者，回忆说，会议气氛相当严肃，许多同志都显得不敢发声。值得一提的是，先前支持刘志丹的张秀山在会议结束后被朱理治点名批评。不久之后，刘志丹失去了西北军委主席的职位，此职位由聂洪钧接替。在陕北，红军与红25军合并，成立了红15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程子华出任政治委员，刘志丹则担任副军团长，而高岗则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程子华在80年代回忆起一位外国作家时提到，当时陕北红军内部部分同志，尤其是郭洪涛、朱理治和聂洪钧等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批评刘志丹，并且努力让红25军相信刘志丹犯了错误，指出他领导的红26军已被敌人渗透。

当时陕北红军的部队对此感到十分困惑，连当地居民也如此，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称25军是伪装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的……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县，原本是陕北红军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却突然出现了“反叛”、“红区变白区”的现象。

这就是贺晋年为什么说：“还是中央好，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正是在这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随即派遣李维汉、贾拓夫、王首道等人前往陕北，着手处理相关事务，并全面接管了陕北的工作。

在42年的讲话中，贺晋年对这段时间内自己心境的变迁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起初，当他得知中央红军抵达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忧虑，他以为中央红军不会站在他们这边。紧接着，他迅速给后方的省委寄去了三封信，急切地请求被调往后方，声称自己在部队中无法继续工作，渴望转任赤卫队长，投身农会工作，并为红军提供粮食补给。

与中央红军接触后，他察觉到该军干部素质颇高，见面便称赞陕北干部工作出色，“他们坚定奋斗，成功创建了陕北苏区”。贺晋年对中央红军印象较好，却心中犹疑不定。直到某日，瓦窑堡迎来两位同志，告知贺晋年刘志丹、高岗等人已被释放。贺晋年欣喜若狂，急忙命人准备饭食，一顿饭竟然吃了四碗。

只有深入理解贺晋年等陕北同志在当时的情感状态，我们才能明白他们为何会对中央的到来表示如此感激，将其比作“及时雨”般的救星。同样，我们才能领悟到张秀山所言：“对于中央的指示，我们始终坚决拥护，坚决执行。”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