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勤

1964年年末，我受命自北京赴上海，担任林彪同志的内勤工作。当时，林彪同志居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栋宅邸。那里共设有两名内勤人员，分别是刘文儒与屈真。我抵达后，便与刘文儒共同照料林彪同志的日常起居。此外，我还负责为林彪同志抄录读书卡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同志开始委托我记录他的口述内容，并誊写他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或中央军委报送的信件、公文稿件等。

在承担着常规的近卫安保职责之余，内勤人员的核心使命在于悉心照料林彪的日常饮食、起居生活以及健康管理、接待事宜。除王淑媛之外，我们三名成员均系从部队精心选拔的现役士兵。刘文儒与屈真二人曾接受过专业的医护培训，具备一定的保健知识与护理技能，而相比之下，我则是一名对此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这也成了后来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其踏实、极其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还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在内勤部门，几名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与林彪一家打交道，他们几乎如同林彪的家人般亲近。他们对林彪的日常起居、工作习性、性格特点和健康状况等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林彪极怕风，一旦有人从他身旁走过产生的微风，他也会尽力避开。然而，每当内勤人员从林彪身边经过，他却从未避让。那是因为我们经过他时都会放慢脚步，力图避免产生任何风。林彪偏爱热气腾腾的饭菜，每当我给他送餐时，便会脚步加快，确保饭菜不至变凉。当林彪安然入睡后，我们会脱去鞋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卧室，轻轻打开客厅的窗户进行通风和打扫。

林彪每年都会选择到外地小住数日。每至一地，其内勤人员首要任务便是铺设电线、安装电铃。在林彪的居所内，无论是卧室、活动室、走廊，抑或是卫生间，皆配备了电铃按钮。而电铃的指示牌则设置于内勤值班室。指示牌上的每一个编号都与林彪的活动区域一一对应，例如，1号牌对应卧室，2号和3号牌对应客厅，4号牌对应走廊，如此类推。林彪只需轻轻一按电铃按钮，内勤人员便会迅速赶到其身边，即刻执行他所交代的各项事宜。

我在林彪麾下担任内勤职务达两年之久，自1967年起又连续五年担任保密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林彪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逐渐从神圣转化为寻常，从敬仰转变为亲近，从新奇蜕变为常态。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廉洁、独特，却在我心中留下了诸多难以忘怀的印记。在我的记忆深处，林彪既非神祇，亦非妖魔，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火柴与黄豆

在上海的一次会面中，我遇见了林彪，他正于客厅中来回踱步。李文普向林彪介绍道：“首长，小李刚从北京抵达，今后将由小李与刘先生共同照料您的起居。”鉴于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林彪，我选择站立，并未向他行礼。李文普解释说，林彪不喜工作人员向他行礼，也不愿与人握手，因此无需伸手。在我为林彪服务的七年里，唯有在首次见面时，我才有幸与林彪握手并敬礼。林彪目光温和地注视着我，轻声应道“好啊”，便不再多言。

不久我重返内勤值班室，电铃“嘟嘟”响起两声，刘文儒对我说：“首长在客厅，你过去吧。”当我走进客厅，看到林彪正背着手来回走动。他见到我进来，便伸出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模拟抓取动作，然后又继续踱步。我返回值班室后询问刘文儒：“首长那动作是想表达什么？”刘文儒轻笑回应：“首长想吃花生糖，你给他拿去，吃完后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来的糖盒，匆匆返回客厅，果见林彪抓了两块花生糖后转身离开。大约二十分钟后，林彪再次按响电铃，这次又比划着要糖。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林彪在散步时喜欢边走边吃零食。他常吃我们自己做的花生糖、炒黄豆，偶尔也吃炒蚕豆。他每次只抓两三颗，但一天要吃六七次，换什么零食则完全由他决定。

林彪在漫步时，总会不自觉地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火柴，随手一点，“噌”地一声，火光跃动。他便会站在原地，凝神注视着那跳跃的火苗，沉思片刻。随后，他轻轻摇动手腕，直至火苗熄灭。此时，他便会将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近鼻尖，饶有兴致地嗅一嗅那残留的硝烟气息。

特地为林彪购置了些粗长的高级火柴，摆放在客厅及走廊的茶几之上，任其自行取用。燃烧后的火柴梗，林彪则随意抛掷于地毯，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亦不劳我们清理。因此，无论是秘书入内，抑或是贵宾造访，总能见到地上散落着满地的火柴梗。

叶群曾阐释道，林彪戎马一生，始终难以忘怀那战场上的硝烟气息。

踱步的学问

漫步，成为了林彪日常生活中的显著特征。在日复一日的时间里，除了必要的睡眠、饮食、接待宾客以及聆听秘书解读文件之外，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沉浸在踱步之中。无论是宽敞的客厅还是悠长的走廊，都是他习惯性的漫步场所。在北京毛家湾的住所，设有东西两个宽敞的客厅，总面积超过百平方米，东西走向的走廊亦达三十多平方米，这为林彪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来满足他的踱步习惯。即便外出，林彪也会特别挑选那些环境宁静、卧室与客厅宽敞的住所居住。

林彪漫步时步履沉稳，节奏平缓。他身着双足踏着一双陈旧的北京布鞋，仿佛刻意让鞋跟轻轻触碰地毯，每迈一步都伴随着微妙的摩擦声。他略低头，双手交叉于身后，目光专注地凝视着前方两三米外的地面，永远沉浸于沉思之中。偶尔，他会驻足，双臂环抱，抬头仰望天花板，自言自语；有时，他会点燃火柴，凝视跳跃的火苗，嗅闻缭绕的烟雾；他还会吩咐内勤提供小吃；亦或是取来茶几上的铅笔，在纸上迅速记录；偶尔，他也会召集内勤或秘书，口述他的想法、观点或对军国大事的看法。由此可见，客厅对林彪而言，无异于一间办公室，而踱步则成了他处理事务的一种独特方式。因此，我们便在客厅、走廊、卧室乃至卫生间等林彪可能涉足的各个角落摆放茶几，并在其上准备好纸张和笔，以便他能够随时捕捉并记录下那些灵光一现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他头一天写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会让我记录下来。他认为无用的，就随手往地上一扔，最后由我拾起来送炉膛烧掉。因为林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瞅纸和笔，因而写在纸上的字常常横不横，竖不竖，龙飞凤舞，字迹重叠，非常难以辨认，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不认得啰！”

林彪的多项指示，往往是在漫步间诞生的；他的众多“黑话”，亦多在漫步时记录而成。“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亲自批示并全国范围内发布的林彪讲话，亦是在漫步之际，由他精心构思而成。

在林彪眼中，漫步不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一种独特的思考与工作模式。他将“闲适”与“漫步”提升至领导艺术的层面，并持之以恒地践行了数十年。他曾如此阐述：“所谓‘闲’，实则是在深思熟虑——切勿误以为闲暇便是虚度光阴，是时间的浪费。漫步、躺卧、嬉戏、静坐，无不蕴含着思考……”“而‘忙碌’则意味着无暇思考，无暇深思，因此不宜陷入忙碌之中。”“所谓‘闲’，正是进行思想工作，实施领导艺术的时刻。”

林彪亦有过停歇踱步的时刻，那便是在他自感身体不适之际。1970年，庐山会议落幕，林彪心境沉郁，日常踱步的次数日渐减少，偶尔甚至整日蜷缩于沙发之中，静默无声，宛如一具行尸走肉。

独特的读书法

在我踏入林办的第一天，我的任务便是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这些卡片的内容并非林彪本人挑选，而是他出题，由秘书李春生负责从书籍中搜集相关资料。

那天一早，李春生便将一摞书籍抱至我的办公桌前，其中囊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和其他学者的作品。书页间夹着众多宽度一指、长度约三寸的白色纸条。翻开这些带有纸条的书页，可见李春生用铅笔细心勾勒出的一个个括号。正负括号之间的文字，正是需要抄录至卡片上的内容，亦即林彪需要阅读的“书籍”。李春生嘱咐我务必在上午完成抄写，因为他下午就要将这批资料呈递给林彪。

这些卡片系定制印刷，尺寸为64开纸张。其正面依次标注“分类”、“标题”、“来源”、“编号”以及“年月日”等信息。下方则设有横线，便于书写“内容”。卡片正反两面均可容纳约两百字的内容。然而，实际书写时，卡片往往并未被充分利用至满，多数卡片内容在百字左右，甚至有些仅寥寥数十字。

承担为林彪抄写卡片的任务，成为了我职责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我的书法并非上乘，却始终力求工整，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得以赢得林彪的信任。曾有一段时期，我们尝试使用打字机来打印卡片，但林彪认为我的手写质量更胜一筹，于是便决定回归手工抄写。在林办度过的七年时光里，我亲手制作的读书卡片已累计超过万张，这些卡片均由李春生挑选资料，我负责抄写而成。

李春生离去之后，我便开始逐页地抄写。鉴于这将是呈交给林彪的文稿，我特意选用了楷体字，力求书写得更加工整。每个字的尺寸与间距均力求一致。一旦发现错漏，便毫不犹豫地将之撕毁，重新开始。

幸而每张卡片上的内容并不多，临近中午时分，我已将一摞书中的纸条尽数抄录完毕。正当我准备提交我的工作成果时，李春生步入室内，又放置了一摞书籍于我面前，并催促我加快速度，务必在下午两点前完成抄写。不敢有所懈怠，我决定牺牲午餐时间。终于，在下午两点之前，我手捧书籍与抄写好的卡片，赶到了李春生面前。他接过我手中的东西，随即又递给我几本夹有纸条的书，说道：“下午就将这些内容抄写出来。”接着，他指向桌上尚未夹上纸条的书本，补充道：“待我审阅完这些，再交给你。”

这是我踏入林办的第一天工作，竟意外地错过了享用午餐的时刻。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注意到李春生阅读书籍的速度尤为迅捷，精确地说，他似乎并非在细读，而是匆匆翻阅。他能够迅速而精准地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全集》中锁定特定的篇章，同时也能迅速从中摘录出相关的论述，并一一用括号标示出来。

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然后制成语录卡片，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除了读语录卡片外，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表体现出来，然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林彪还用过“剪贴法”来读书：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话剪贴起来。据老秘书讲，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大工业、大机器”几个字。

林彪在阅读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目的性，他总是一针见血地针对当前关心的问题挑选书籍。在某段时间，他会在特定的主题下制作卡片，并自行决定从哪位作者的作品中选取内容，秘书只需按照他的指令查找书籍中的相关论点。例如，在1964年10月至1965年初，他专注于探讨军队“突出政治”的问题，因此那时收集的卡片涉及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军事、业务、技术以及物质与精神关系等论断。到了1965年春天，他的学习重点转向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大量卡片聚焦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相关讨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的读书活动有所减少，直至1969年初，为了撰写“九大”政治报告，他让陈伯达草拟《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文稿，同时他也深入研究马列主义中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物质和文化需求的理论，为在“九大”会议上发表口头报告做好了准备。

林彪曾言，“研读毛主席的著作，务必带着实际问题去学习，灵活运用，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紧急所需先行学习，立见成效，且在文字运用上须下苦功”，这实则反映了他个人在阅读与学习过程中的深刻感悟。

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什么东西是‘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有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它是用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力很大，使用很少……应该是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林彪强调：“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地读，要吸收地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

这段话揭示了林彪阅读马列著作的鲜明态度与独特方法：他将自己定位为书籍的主人，深入汲取书中蕴含的普遍指导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择需而学，因材施教”，而非为了追求“系统”与“全面”而盲目跟随书本的指引。

林彪曾指出，以专题为核心制作卡片，是深入研读马列著作的良策。此方法助力他摆脱了书本的束缚，开拓了新的学习途径。

1964年三月，林彪亲口传授道：“经典之作往往具有黑格尔式的文风，阅读起来颇具难度……而卡片法却巧妙地解决了那些消化不良、融会贯通的难题，以及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时的迷茫。若能及早采用此法，我们的思想将更加成熟，付出的努力也将大大减少。”

我将所抄读书卡片呈递至林彪面前，他便会命秘书或内勤先为其朗读一遍。随后，他会仔细挑选，反复咀嚼。观察我每次为他朗读卡片的过程，可见他聆听时极为专注，对于那些感兴趣的卡片，他会特别挑选出来。通常情况下，当数十张乃至上百张卡片被阅读完毕后，留存下来的不过寥寥一二十张。至于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亲自审视这些卡片时，又会将其中一些随手丢弃于地毯之上。经过一番又一番的阅读与筛选，最终留存下来的卡片往往仅有几张或十来张，这些便是林彪亲自反复研读的“书籍”。在这“书籍”中，他还会进一步甄别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则是“废话”。

林彪对所选的“书”投入了极大的专注，边阅读边以红油笔在“书”页上细心标注，勾勒出圈点与线条。某些句子之下，他划上一道横线，有时甚至两道；而在某些字词之上，他会画出一个或两个圆圈作为标记；有时，他会用红线将前后句子相连，亦或是将不同行中的文字以红线串联；此外，他还会在卡片上记录心得，或将感悟书写于散页之上，甚至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

叶群对林彪所阅读过的每一张卡片，无论是亲笔所书，还是由我们记录的心得体会，都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并妥为保管。

林彪被称作“不看报，不看文件”的描述虽贴近事实，但若言其“不读书”，或谓其仅翻阅药典，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林彪实则是一位热衷于读书、擅长阅读且善于思考的个体，阅读已成为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永远健康”的病号

从到林彪身边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断从叶群和周围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林彪一生转战，受过五次伤（叶群说七次），尤其是1938年遭阎锡山匪军冷枪，伤及中枢神经，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因而怕风怕水怕光怕声响；见林彪不要行礼，不要主动说话，不要快步从他身边走过；林彪召见问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啰嗦，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林彪的客厅、卧室平时门窗要关闭严实，他睡觉后要保持环境安静，等等。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信号逐渐加强，慢慢成为守则，人人严格遵守，连其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我虽然从未听林彪本人提出过诸如此类的要求，但我发现林彪本人并不反感人们这样做。

居于上海太原路期间，某日林彪对我言：“尔可细察，何音作响？”我凝神细听良久，终辨出乃卫生间里传来的“咝咝”之声，乃是抽水马桶密封不紧，水渗漏所致。目睹此景，林彪显得颇为不安。

林彪常受“出汗”之苦。此症使他频受“着凉”之扰，且常伴随体温下降。林彪的“出汗”现象不受季节与日夜之限，随时随地，他都会无缘无故地冒汗。每当这种情况发生，他便会倚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眼，纹丝不动。此时，无论世事如何紧急，他亦不闻不问；无论何等尊贵之客造访，他亦不见不迎。通常需过两三个小时，他才会起身，重新开始漫步，或是召唤内勤，口述他总结出的出汗“成因”。

以下便是一些林彪在20世纪50年代亲自归纳出的“宝贵经验”：

“胡桃吃后背发冷”；

“茶叶饮后易汗出，易受寒。”

扁豆易致凉，青豆易出汗。

“禁食芝麻。”

“昔日即便阳光普照，寒意亦难消散，而自食红豆以来，低气温亦能渐渐退去。”

“在长春，食猪之后，汗液分泌得以减轻；至于北京，若摄入猪油，则手心常感汗津津。”

在上海的一次经历中，我由一片幽暗之地步入光明的空间，顿时感觉周身寒意消散，这足以说明光线的力量是多么重要。

“在气温偏低的情况下，应避免刮脸及外出散步，只需穿戴保暖衣物，于室内静坐养身。”

“切莫出城，亦勿乘车。无论城内城外，车内车外，温差极大，极易染病。”

林彪对这类“经验”的总结几乎日复一日，其内勤人员所记录的《病程日志》中也几乎每日充斥着类似的记载。

林彪除了惯于“多汗”之外，还常遭受失眠之苦。在就寝之前，他不得不依赖于安眠药和催眠针的辅助，否则便难以入眠。夜间，他往往还需额外服用一至两次安眠药，或者追加一支催眠针，方能短暂地进入梦乡。他所使用的安眠药和催眠针剂均为进口的速效安全药品，如鲁米那、巴比妥等，然而，对林彪而言，唯有大剂量方能奏效。

林彪在处理个人健康问题时，往往表现出一种唯心主义和片面的态度，这既让人感到荒谬可笑，也导致了他对疾病忌讳不言，不愿求医问药，从而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我曾不止一次目睹他发病时的情形：他仿佛瘫痪般地坐在那里，头部倚靠在沙发上，双眼紧闭，面色苍白，嘴唇紧抿，一动不动。若有外人打扰，他仅微微抬起一只手掌，轻轻摇曳，无声地表达出不愿被打扰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会立即通知叶群及其秘书，他们便会暂停处理文件和报告事务。

“中药不可服，无论是对是错，皆无确凿案例可供查证，也无经验可供借鉴。”由此可见，林彪对药书和中药持有一定的质疑态度。他更倾向于信赖自我，依赖自身的直觉与经验。1966年春某日，林彪宣称青蛤有“止汗”之效，特意指名要求食用福建漳州所产青蛤。韩先楚随即派人觅得，林彪仅食用了两个便不再进食。他据此总结出“经验”，称食用青蛤后“手背会感到疼痛”。1968年夏日之初，林彪连续数日出现不明原因的低烧，叶群与保健医生商议后，决定为林彪安排一次体检。然而，无论如何劝解，林彪都拒绝去医院就诊。最终，在无奈之下，只得说服他同意邀请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前往毛家湾的卧室，将X光机等检查设备一同搬至其居所，方才得以完成体检。结果显示，林彪的体内器官并无重大疾病。尽管如此，他的健康状况依旧呈现出一副病态之状。

1938年，林彪在一场战斗中负伤，侥幸保住性命，却不幸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痛。至于林彪所患的具体疾病，我在林办任职期间未曾听闻有哪家医院或哪位医生给出过明确的诊断。所谓的“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仅是其中一种说法，用以解释林彪对风、声、光、温度等外界刺激的异常敏感反应。保健医生蒋葆生曾断言林彪患有精神病。林立衡也曾透露，叶群曾向她提及，林彪的疾病源自精神系统，是由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以及精神压力的过大所致。她认为，只要林彪能够辞职，不再担任接班人，病情自会逐渐好转。林立衡还提到，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放弃接班人的位置，但毛泽东并未批准。

观察来看，林彪长期过度用脑，导致入睡变得尤为艰难，睡眠严重不足，这些因素显著地削弱了他的健康。他饮食简朴得近似清教徒，且长年未曾有所调剂，因而导致了一定的营养不良，这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体状态。因此，他常年体重不足90斤，即便在五十多岁时，他的外表已颇似一位年迈的老人。

在彼时的中央及军委领导层，林彪的健康问题并非外界所不知。即便在林彪去世之后，毛泽东亦未曾提及林彪是故意假装有病、蓄意韬光养晦的说法。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十分重视林彪的身体健康，并积极支持他进行休养与调整。

在林办的档案里保存着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写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尾，毛泽东又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毛泽东把他亲笔抄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诗全文寄给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林办档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叫吴法宪索回转送给了病中的康生。

毛泽东对林彪无法主持工作以及未能出席各类会议的情形，始终展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关照。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已被确立为接班人之时，毛泽东亦多次表示“林有病，便无需出席”的意见，亦或亲自批示让叶群代替林彪参与会议。林彪本就对参加会议并无兴趣，经毛泽东此番释然，更是乐得清闲自在。

自然，林彪亦曾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规避职责。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北京召开已逾一周，林彪却仍旧滞留大连，拒不返回，便是其中一例。翌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人于怀仁堂“大闹怀仁堂”之后，毛泽东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而林彪亦缺席，此亦为一例。1970年12月，毛泽东命林彪会晤斯诺，林彪却以“斯诺系熟人，见面后问询诸多，难以应对”为由，以身体为由推迟见面。至于日常中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参会、拒绝接待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口号，殊不知，林彪是个弱不禁风的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