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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全文共2232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一纸条例背后，是日本金元悄然取代中国货币主权的危险图谋。文｜潇湘倦客

1918年8月10日，北京。闷热的夏日笼罩着大总统府，段祺瑞在桌前签署了一份名为《金券条例》的文件。这份文件承载着他统一中国币制的梦想，背后却牵动着国家命脉。从这一刻起，中国的货币主权，正面临一次悄无声息的外来蚕食。

此事迅速引发轩然大波。英、美、俄等国公使纷纷提出正式抗议，国内报章也接连刊文指责这是卖国行为。名义上是改革，实际上是金融殖民。

币制乱局

民国初年的中国货币市场混乱至极。英国的银元、法国的钞票、南方省份自制的铜元，还有北洋政府印的纸币，统统在市场上流通。这种混乱局面让贸易受阻，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此时，西方各国早已建立起金本位的现代货币制度，中国依然在用白银结算。金贵银贱是当时的国际趋势，用白银兑付外债时，要多掏不少实打实的银子。专家们把这种现象叫作“磅亏”——银子年年流出，越赔越多，中国财政简直像是个漏斗。

1914年，袁世凯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试图整顿币制。当时推出的“袁大头”银元，设计精美，分量足，很快赢得市场信任，一时间全国流通。

可惜政治风波接踵而至，袁氏称帝闹剧让政局剧烈动荡，这场来之不易的改革还没起步就半途而废。

梁启超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曾提出一份雄心勃勃的币制改革大纲：第一步整理全国纸币；第二步统一主币，确立“袁头币”为全国通用货币；第三步采用金汇兑本位制。

然而这一切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仅1916年财政缺口就高达八千万元左右。梁启超的改革计划只能成为一纸空文，直到段祺瑞掌权后，币制改革才被重新提上日程——但这一次，改革方向却偏离了国家利益的轨道。

西原借款

1916年，日本政坛更迭，寺内正毅上台组阁。一改以往对华强硬政策，寺内推出了“经济融合”的新战略。其核心是：通过贷款诱使中国主动提供权益，最终使中国经济附属于日本。

寺内派遣其私人代表西原龟三秘密来华考察。西原回国后向寺内提交了一份《在目前时局下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明确提出：“改革币制，北洋政府应颁布法令，在现行银本位货币的同时，并行一种金本位的货币，其形状、成色、名称应与日本现行金币划一。”

这份纲要的附加说明更为露骨：“促进日本货币混合并用”，使中国货币与日元挂钩。日本政府随即牵头，组织起一个由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组成的“对华贷款银行团”。名义上是帮助中国发展，实则是量身打造的金融工具。

1917年1月至1918年8月，西原龟三六次来华，他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借款合同，总额高达1.45亿日元。这些借款涉及交通银行、铁路、森林金矿等领域，史称“西原借款”。

西原龟三曾直言不讳：“中国实施金本位制，其最快的道路首先是在铁路方面的收支使用金本位。所以铁路网之铺设、交通银行之整理，这些都是沿着在中国确立金本位制度的建设意图。”日本人的计划环环相扣，最终指向中国金融主权。

合办银行

为推进金融控制计划，1917年8月，在日本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合同签订前，中日代表秘密签署了《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约规》。次年2月1日，这家中日合办银行正式成立，并获得中国方面授予的钞票发行权。

中华汇业银行表面上是合资银行，实际上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它充当了日本三家银行组成的对华贷款团在华代表，直接经理“西原借款”的汇兑、存放等业务。

在西原龟三的构想中，这家银行将成为吞并交通银行、主导中国币制改革的先锋。通过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日本将牢牢掌握中国的金融命脉。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更直接聘请日本人阪谷芳郎为中国币制顾问。阪谷上任前对日本媒体放风，鼓吹“满蒙地区适用日本的金本位制”，并暗示这将成为全中国的样板。日本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已从幕后走到台前。

《金券条例》

1918年8月10日，段祺瑞政府终于抛出早已酝酿多时的《金券条例》。这份文件打着“币制改革”的旗号，却将中国的金融主权拱手让给日本。

根据条例，中国将准备推出一种新货币，名字叫“金元”。其含金量定为0.752318克纯金。这个数字与日本金圆的含金量几乎一致。看起来是新货币，实际上只是日本金元的“翻版”。

更致命的是还不是“金元”的标准，而是背后的资金安排。金券准备金，按理说应该存在中国自己的银行系统里。但根据条款，段政府向日本控制的朝鲜银行“借”了八千万日元作为准备金。然而这笔钱并非真正交付中国，而是“仍存在朝鲜银行”，这就相当于中国的金融体系被完全纳入到了日本的金融版图。

这笔借款，背后还附带条件——以烟酒税作为抵押。财政总长曹汝霖与西原龟三的秘密谈判中早已谈妥。

也就是说，条约一旦落实，中国的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将被日本控制。

全民抗议

《金券条例》一经公布，立即引发全国哗然。中外舆论一致反对，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日本金融殖民的阴谋。

当时中国社会刚经历第一次“京钞风潮”，民众对政府发行的纸币已失去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能维持金券兑现，更怀疑所谓的准备金根本是空中楼阁——金券兑换外币时只能兑到朝鲜银行纸币。

西方列强反应同样强烈。英、美、俄等国驻华公使相继向北洋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这些国家在中国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绝不容忍日本独占中国的货币控制权。

所幸的是，1918年9月，日本寺内内阁倒台，中日间的币制借款谈判戛然而止。在内外交困下，《金券条例》最终未能实施，段祺瑞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中华汇业银行在《金券条例》流产后的命运更具讽刺意味。这家日本精心打造的金融桥头堡，在1928年因“西原借款”无法收回而宣告破产。历史证明，任何牺牲国家主权的金融合作终将失败。

段祺瑞的改革方案最终成为历史档案馆里的一纸空文，而中华民族捍卫金融主权的意志却永远铭刻在历史长卷中。

————☀本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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