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的离去，无疑给魏武卒这支战国初期最为精锐的部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直线式的战斗力下降。它更像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核心组件被移除后，引发的连锁反应与缓慢退化。魏武卒战斗力的维系，依赖于一个由卓越统帅、严苛选拔、持续训练、优厚待遇和军功激励构成的精密体系。吴起的离开，首先动摇的是这个体系的灵魂与顶层设计，而后续的政治环境变化、财政压力以及军事战略的转向，则共同导致了这套体系的逐步锈蚀与名存实亡。因此，魏武卒的衰落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其战斗力的消退是系统性的，而非单纯的军事能力滑坡。

吴起对于魏武卒而言，远不止是一位杰出的战场指挥官。他是这支军队的创建者、训练体系的奠基者，更是其精神与纪律的化身。他的个人权威与军事才能，是维系这支职业化部队高昂士气和严格纪律的关键。史载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这种与士卒共甘苦的作风，形成了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当他因政治斗争被迫离开魏国时，这种独一无二的领导力与人格感召力也随之消失。继任的将领或许能模仿其战术，却难以复制这种深入人心的统帅魅力。军队的灵魂人物一旦缺失，部队的精气神便会出现难以弥补的损耗，这在依赖高度纪律性和集体荣誉感的精锐军团中尤为明显。

更关键的是，吴起的离去标志着魏国对这套昂贵军事体系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魏武卒的组建和维持成本极高。士卒需要授以田宅、免除全家赋役，配备精良的铠甲武器，并进行长期脱产训练。这套模式是吴起凭借其巨大功勋和政治影响力才得以推动和维持的。当支持它的最大政治靠山消失，而魏国的战略重心又逐渐东移，与齐、赵争雄时，朝廷是否还愿意继续向西线这支吞金兽投入无限制的资源，便成了疑问。后续的统治者，如魏惠王，更热衷于中原争霸和炫耀性战争（如逢泽之会），对于需要长期、扎实投入的军队基础建设，难免有所忽视。财政支持的相对减弱，直接影响了武卒的待遇更新、装备维护和训练强度，其战斗力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开始松动。

从制度层面看，魏武卒的军功爵制也面临着可持续性的挑战。随着时间推移，最初因军功获得田宅爵位的武卒家庭，会自然成为新的军功地主。他们的后代是否还能保持父辈的勇猛？国家是否有源源不断的土地用来赏赐新的立功者？当土地兼并逐渐加剧，赏赐难以为继时，这套激励系统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失去了明确的上升通道和物质承诺，武卒的作战动力自然会衰减。吴起在时，或许能以其权威和个人手段维持系统的运转；他离开后，制度的内在矛盾便会逐渐暴露。

此外，魏国整体战略环境的恶化，也从外部加速了魏武卒的衰落。吴起时代，魏国处于攻势和主动地位，武卒常能取胜，胜利本身又带来奖赏和荣誉，形成良性循环。但到魏惠王时期，魏国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泥潭。尤其是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惨败于齐，十万魏军被歼，其中必然包含大量武卒精锐。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更是对这支军队常胜信念的致命摧毁。补充进来的新兵，无论在训练、经验还是信念上，都难以与鼎盛时期的老兵相比。接连的失败，使得魏武卒从一支胜利者之师逐渐沦为疲于奔命、屡遭挫败的军队，其心理优势荡然无存。

因此，当我们审视吴起离开后，魏武卒战斗力是否下降这个问题时，答案是多维度的。在直接指挥层面，失去吴起这样的天才统帅，其临阵指挥和应变能力无疑会受到影响。在系统层面，支撑其战斗力的选拔、训练、激励、保障体系因失去核心维护者而逐步失灵。在外部环境层面，国家的战略失误和重大败仗，则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了这支部队双重打击。

魏武卒的命运，是战国军事变革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职业化、常备化军队的诞生，但也暴露了这种军队对国家综合实力和持续制度创新的高度依赖。吴起赋予了它生命和最初的辉煌，但他的离开，也抽掉了维持这个复杂系统高效运转的最关键一根支柱。随后的岁月里，魏武卒或许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其独一无二的锋芒、那种足以横扫天下的体系化优势，确实随着吴起的背影一同渐渐黯淡了。它的衰落，不是一个瞬间的崩塌，而是一个时代、一种模式在失去灵魂人物后，无可奈何的缓慢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