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诏陈言疏》是曾国藩非常著名的长篇奏折，2845字。从该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为官方法。应网友要求，现全文转发，并附上译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看译文，非常经典。

该奏折的写作背景是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登基后，表现出积极向上，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态度，他要求京城的各级官员建言献策，为大清的发展提意见和建议。

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深受鼓舞，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后，最终写了这篇奏稿。奏稿中，曾国藩提出了如何获得人才、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法，可惜咸丰皇帝未能采纳。

在写作方法上，曾国藩的奏稿都很有特点，几乎都是采用总、分、总的写作方法，层次清晰，一目了然，而且，论据充分，很有说服力，很值得我们学习。

原文：应诏陈言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更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

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

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日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籽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

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枬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

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软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译文：

臣为响应诏书陈述意见事上奏。

二月初八日接到皇上谕令，凡九卿科道等负有进言职责的官员，在用人、行政等所有事务上，都应依据事实直言陈述，密封奏章秘密上奏。这足以看出皇上品德谦虚冲和，一心追求天下大治。臣私下认为，用人与行政，二者自古就被相提并论。但到了我朝，大凡各种政务，都已形成固定的规章制度，既完备又详细，不可轻易议论。如今应当讲究的，唯有“用人” 这一方面。当下并非缺乏人才，若想培育激励他们，全靠皇上的巧妙运用。大致有人才转移引导的方法、培养造就的方略、考察辨识的法则，三者缺一不可，请让臣为皇上详细陈述。

什么是转移引导的方法？

我朝历代圣王执政，大多根据时俗的弊端加以矫正，使其趋于适中。顺治年间，战乱创伤刚刚恢复，民心尚未安定，所以圣祖（康熙）用宽仁的政策接续；康熙末年，天下久安而法纪松弛，刑罚搁置而百姓懈怠，所以世宗（雍正）用严厉的政策补救；乾隆、嘉庆年间，人们崇尚才华，士人追求高远而不务实，所以大行皇帝（道光）用镇静收敛的方式，来改变浮夸的风气。当时人才都遵循规矩法度，没有敢以才智自夸、锋芒毕露的人。但谨守规矩的人多，而有谋略、有作为的人渐渐变少，大多把胆怯当作谨慎，把软弱当作恭敬。

在臣看来，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点：一是退缩，二是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也有两点：一是敷衍，二是糊涂。所谓“退缩”，就是同朝官员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动辄请示圣旨，不愿承担过错；所谓 “琐屑”，就是斤斤计较微小利益，不顾大局，能看清细枝末节，却看不见整体；所谓 “敷衍”，就是表面应付，只考虑眼前剜肉补疮，不管明天如何；所谓 “颟顸”，就是外表完好，内里却已溃烂，奏章粉饰太平，言语却空洞无物。这四种毛病相沿成习，官员只求苟且偷安不出错，不求振作有作为。将来一旦遇到艰巨任务，国家必定会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大行皇帝深知其中的隐患，所以急切地想选拔有用之才，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时，数月之内，提拔了三人做臬司，一人做藩司，大概也是想破格提拔，整顿积弱的风气。无奈风气所趋，形势难以骤然改变。

如今若急于寻求振作有为的人才，又担心投机取巧的人趁机晋升，反而收不到实效。臣认为，想让有用之才不越出规范，不如让他们致力于学术。汉臣诸葛亮说：“才须学，学须识。” 这是至理名言。但想让人才都知晓好学，必须由皇上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移风化的根本。臣考察圣祖仁皇帝（康熙）登基后，勤学好问，儒臣每日进讲，寒暑不停；万寿节（皇帝生日）也不中断；三藩之乱时，也未停止；召见大臣时，常常与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人很多。到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多是圣祖教诲成就的。

如今皇上正值壮年，正与圣祖讲学的年纪相似。臣的愚见是，希望等到二十七日后，恢复每日进讲的制度。这样四海传播，人人都会效仿。皇上召见臣工时，与他们从容讨论疑难。见到无才的人，就勉励他们学习，以痛改模棱软弱的习气；见到有才的人，就更勉励他们学习，以化解刚愎刻薄的偏差。十年以后，人才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倡导学术，天下英才就会受到鼓舞，契机在这里，成效在那里，康熙年间的往事，清楚可见。用今日的萎靡因循，期望振作，又担心他日变革会坏事，所以用《诗》《书》的教化来润泽。只求潜移默化，不愿矫枉过正。大概转移引导的方法，大致如此。

什么是培养造就的方略？

大凡未入仕途的人才，暂且不论。已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将来在内做卿相，在外做督抚的，大多出自这八个衙门。这八衙门有数千人才，皇上无法一一了解，培养的权力不得不责成于堂官（各衙门长官）。所谓培养，大约有几点：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堂官对司员（下属官员），一句嘉奖，他们就会感激并图谋立功；一句责备，他们就会畏惧并改正过错。这是教诲不可迟缓的原因。杂草不除，兰花蕙草就会减色；害马不除去，千里马就会气短。这是甄别不可迟缓的原因。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命令部院各自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旧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身份被赏赐人参，升任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身份充任翰林，进入南斋（宫廷文学机构）。这是超擢的旧例。

人才好比禾稼，堂官的教诲如同种植耕耘，甄别如同除去杂草，保举如同灌溉。皇上的超擢，如同甘雨及时降下，禾苗蓬勃生长；堂官常常到衙署，如同农夫每日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事。如今各衙门堂官，多是在内廷当值的官员，有时数月不能到署，与司员常常互不熟悉，除了掌印、主稿的几人，大半连面都不认识，就像嘉禾与杂草，听任它们在田间同生同落，而农夫却不过问。教诲的方法无人听闻，甄别的制度也废弃了。近来奉诏保举，又只涉及外官，不涉及京官，培养的方略，难道没有未尽之处吗？

近年来，六部人数日益增多，有人二十年不得补缺，有人终身不能主稿；内阁、翰林院人数也比以前多了三倍，往往十年不得一个差使，不得晋升一级，英才早已被挫伤。而堂官又多在内廷当值，终年不得一见。如吏部六堂官，四人在内廷；礼部六堂官，四人在内廷；户部六堂官都在內廷当值；翰林院两掌院学士也都在內廷当值。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到署，又有的兼管两部，或管理数处。作为司员，画稿时匆匆见一面，汇报事情时寥寥数语，纵使才德兼备，也不能得到堂官的关注，又怎能让天子知晓呢？这么多人才近在眼前，却不能加以培养，实在可惜。

臣的愚见是，希望皇上稍作酌量，每部须有三四位堂官不兼內廷当值，让他们每日到署，与司员相互砥砺。翰林院掌院也须有不兼內廷当值的，让他们与编修、检讨（翰林官员）相互熏陶。务必使长官全面了解下属的性情、心术。皇上不时询问：“某人有才华，某人正直，某人有小智慧，某人能担当大任”，这样不仅下属的优劣清楚呈现，长官的深浅也可互见。通过多方考察，八衙门的人才都会记在圣主心中。那些司员，只要姓名能上达天听，不必升官，就已感激涕零了。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按旧章依次施行。皇上偶尔破格提拔，就像优质的楩楠木一旦晋升，普通草木也会精神振奋。大概培养造就的方略，大致如此。

什么是考察辨识的法则？

古代询查行事、考核言论，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遵循旧例，大事请示圣旨，本就没有才略可见，不如从言论上考察。但召见时陈言，面对天威不敢多言，不如从奏折上考察。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都有进言的职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却允许专折言事。但十多年来，九卿中无一人陈说时政得失，司道中无一人上奏地方利弊，争相缄默，这种风气让人不解；科道偶尔有奏疏，却从无一言涉及君主德行的盛衰，无一人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君主都是尧舜那样的君主，臣子都是稷契那样的贤臣吗？这种风气也让人不解。

臣考察本朝以来，匡正君主德行的，如孙嘉淦用“不要自以为是” 规劝高宗（乾隆），袁铣用 “寡欲” 规劝大行皇帝（道光），都被优旨嘉奖采纳，至今传为美谈；弹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弹劾魏裔介，彭鹏弹劾李光地，后来四人都成为名臣，也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没有比我朝更盛的了。如今皇上即位之初，又特地下诏求言，褒答倭仁的谕旨，臣读了欢欣感泣，这确实是太平的征兆。

但臣仍有忧虑：皇上求言心切，恐怕诸臣纷纷上奏，有的条陈政务，多有雷同，不免让皇上久而生厌；弹劾大臣，又担心助长攻讦之风，也不免久而生厌。臣的愚见是，希望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工具，永不产生厌倦之心。涉及雷同的，不必交议；过于攻讦的，不必发抄。此外则只见其益，不见其损。人之常情习惯于故常，大多有所顾忌。如君主德行的盛衰、大臣的过失，若非皇上再三引导进言，谁肯轻易冒犯忌讳？如藩臬奏事、道员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若非皇上再三逼迫进言，谁肯标新立异得罪督抚？

臣也知道，内外大小官员群言并进，必定会有浮夸虚伪之人混杂其中。但没有根据的言论，其伎俩只能奏效一次，不能再次尝试，皇上明鉴高悬，岂能始终遁形？如今考核九卿贤否，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核科道贤否，只凭三年一次的京察；考核司道贤否，只凭督抚的评语。若让人人建言，相互质证，难道不是更能核实吗？臣所说的考察辨识的法则，大致如此。

以上转移、培养、考察三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近来因议礼一疏，承蒙皇上褒奖，感激之下总想报答圣恩。只遗憾识见浅薄，无法尽补万一。恳请皇上怜悯臣的愚诚，俯赐训示，臣不胜荣幸。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