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在克商后选择分封制而非扩大直接管辖的王畿，这一决策并非出于短视或妥协，而是基于当时政治军事现实的理性选择。若深入分析周初的政治环境、技术条件和社会结构，便能理解这一制度设计的深远考量。

周人以小邦克大邑商，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如何有效控制远比周原广阔的领土。商朝的核心区域东至大海，西抵太行，南达淮泗，北及燕山，而周人的人口和行政能力极其有限。直接统治如此广大的地区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对刚刚立国的周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分封制本质上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统治方式，通过将土地和人民授予诸侯，借助诸侯的力量实现实际控制。

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极大限制了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从宗周到东方诸侯国，消息传递需要数周甚至数月，军队调动更是耗时费力。在这种技术条件下，若发生地方叛乱或外敌入侵，中央很难及时作出反应。分封诸侯实际上建立了多级防御体系，各诸侯国成为王畿的屏障，能够第一时间应对当地危机。齐、鲁、燕等主要诸侯国的封地都位于战略要冲，正是为了护卫周室安全。

周初的政治合法性建构也需要借助分封制。克商不仅是军事胜利，更需要获得各方势力的政治认同。分封制将商遗民、古圣王后裔、功臣勋旧都纳入周朝体系，通过"兴灭继绝"的政策减少抵抗力量。封纣子武庚于殷墟，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这些措施有效安抚了各方势力，为周朝赢得了政治合法性。若强行扩大王畿，势必引发更大范围的抵抗。

周人的统治智慧体现在"授土授民"的具体方式上。大多数分封实际上是武装殖民，诸侯前往封地时带领周人宗族、军队和工匠，在新领地上建立城邑，逐步同化当地居民。这个过程既拓展了周文化的影响范围，又不会过度消耗王室资源。诸侯通过征战获得的土地，大部分归自己所有，但必须向王室朝贡并提供军事支持，形成互利共赢的机制。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的结合尤为巧妙。诸侯与天子之间不仅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更是宗法上的大宗与小宗关系。这种双重纽带比单纯的行政隶属更加牢固。通过定期朝觐、盟会和文化交流，周王室维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五等爵位制不仅区分尊卑，更规定了不同的军事义务，使诸侯国的实力增长能够转化为王室的军事保障。

若周武王选择无限扩大王畿，反而会面临更大风险。直接统治需要建立庞大的官僚系统，这在新朝初立之时难以实现。过度扩张可能导致统治力量分散，反而削弱核心区域的控制。历史上，周宣王时期曾尝试扩大王畿，结果导致国力透支，为西周衰落埋下伏笔。

分封制在实施过程中也保持着动态平衡。周初分封七十一国中，姬姓诸侯占五十三人，形成以宗亲为主体的统治网络。重要战略要地都分封给最可信赖的亲属，如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同时设立监国制度，如派管叔、蔡叔监督殷商故地，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

这套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数百年，关键在于周王室保持了军事和文化上的优势。西周时期，王室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能够震慑诸侯；周礼成为各国共同遵行的行为规范，文化向心力维持着天下秩序。直到平王东迁后王室衰落，分封制才逐渐失去平衡。

回看周武王的选择，分封制是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最优解。它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大范围的统治，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调动了诸侯的积极性，借助宗法礼制维持了天下秩序。虽然最终诸侯坐大导致东周分裂，但这不能否定分封制在西周时期的积极作用。历史证明，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脱离现实条件的集权构想反而可能加速王朝的崩溃。